摘要：近年來，新媒體發(fā)展很快，對外交的沖擊是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不好的方面和好的方面一樣多，它對外交構成的挑戰(zhàn)和問題比它給外交帶來的便利要多。其中，有四個挑戰(zhàn)值得關注。

    關鍵詞：網絡新媒體,興起,外交挑戰(zhàn),國際政治關系專業(yè)論文
 

    近年來，新媒體發(fā)展很快，對外交的沖擊是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不好的方面和好的方面一樣多，它對外交構成的挑戰(zhàn)和問題比它給外交帶來的便利要多。其中，有四個挑戰(zhàn)值得關注。

    外交技術化的挑戰(zhàn)

    傳統(tǒng)上，外交被視作是一門語言的學問，英國外交學家薩道義把外交稱作為用智慧和機智處理國際關系的學問。過去外交很注重對語言的訓練，如何談判、辯論、表達立場等，外交是一種智慧和機智。但是，大眾傳媒和新媒體出現(xiàn)之后，外交就不僅依賴語言，更需要技術了，特別是熟練運用技術來增強語言效能的能力。就像治理國家一樣，過去靠的是智慧，現(xiàn)在也得需要工程師了。從技術角度而言，新媒體對外交是個非常大的挑戰(zhàn)，不懂新媒體技術，在外交上是會失去主動權的，甚至會延誤戰(zhàn)機，吃敗仗。因此，現(xiàn)在各國在考慮新媒體的外交意義時，更多的還是考慮技術方面的，也就是發(fā)布信息的技術提高了，能夠更好地澄清事實、闡述政策，新媒體技術成為公共外交的一種實現(xiàn)方式，或者外交公眾化的一種方式，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但是，政府運用新媒體技術也有自己的規(guī)律，與民間部門相比，政府辦微博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僅中國是這樣，美國也是這樣，政府辦微博最重要的問題是，在信息把握上要非常慎重。美國國務院也有類似的Dipnote的微博，中間有一個“霧谷飛鴻”的社區(qū)，是關于中國問題的，影響力比較大。但是，它辦得好并不是政府辦的，而是請了三個中國人，因為他們對中國人關注什么問題很清楚�？傊摂M化的過程從技術上很簡單，但是這一過程其實是極端化的過程，信息如果不極端的話，在微博上的發(fā)言如果沒有棱角的話，就沒有人關注。雖然不一定要娛樂化，但是必須是極端化的。所以，辦微博時如何駕馭極端化是個問題。外交官的語言一般都是比較有彈性的、圓潤的，說話留三分的，而微博則不同，這一點必須要考慮，如何平衡官方立場的回旋余地和新媒體技術的極端化傾向，將是一個重要問題。

    外交互動化的挑戰(zhàn)

    新媒體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互動化更加迅捷、更加平等。在傳統(tǒng)上，外交盡管也是職業(yè)外交官之間的互動，但總是有一定口徑的，而且互動并不迅速。外交官往往第一次見面是探聽虛實和亮明立場，真正的底牌是反復互動的結果，而且伴隨著請示匯報、醞釀決策，中間環(huán)節(jié)非常多，效率也比較低。但是，新媒體交流是一種極其迅捷的溝通方式，微博是兩分鐘的事情，關注的是當下和未來，一旦沒有及時回應，就會造成外交被動。在當今的新媒體空間，外交事務變得異常敏感，一些過去看上去不起眼的事件，在新媒體的鼓噪下，可能一下子就演化成一種潮水般的社會壓力，如果不能在兩分鐘內對某一事實作出回應，將問題搞清楚，澄清視聽，潮水般的網絡炒作和信息疊加式的匯集，就會造成外交的被動。

    與此同時，新媒體在釋放了信息傳播速度的同時，也釋放了謠言等不正確信息的消極影響。政府運用新媒體服務外交的時候，既要加快傳播速度，還要爭取話語權和影響力。于是，兩者之間就產生了一個矛盾，那就是如何平衡短期的得勢和長期的得理的問題。當然，政府微博首先要強調短期的得勢，來了問題時首先要站得穩(wěn)，占得優(yōu)勢，但是，短期的得勢不一定意味著長期的得理，特別是在局勢晦暗不明的時候，怎樣才算是正確的回應，在當事人看來是很難判斷的。對于新媒體中涌現(xiàn)出的問題，該不該回應，怎么回應，如何掌握尺度，對于政府運用新媒體是一個嚴峻的挑戰(zhàn)。因此，如何做到攻防結合，在最短的時間內拿到統(tǒng)一的口徑，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更是影響信息化時代外交能力的一個重要因素。

    外交民粹化的挑戰(zhàn)

    傳統(tǒng)上，外交是一個高度敏感和高度封閉的領域，外交部門的干部都恪守“外事無小事”的原則，在處理外交事務時分外謹慎，一般老百姓也不大容易了解外交的內情。19世紀奧地利著名外交家梅特涅甚至明確說外交與普通百姓無關，是職業(yè)外交官的事情。然而，社交新媒體釋放的是草根階層對外交的熱情，解放了草根參與外交的障礙。由于新媒體的發(fā)展，普通百姓了解外交事務的渠道暢通了，對國際問題的興趣也在迅速上升。同時，由于全球化的發(fā)展，國際政治國內化，國內政治國際化，普通百姓對國際事務的感受也增強了，利益沖擊也在增大，比如南海事件、敘利亞事件、國際金融危機、氣候變化等，都與普通民眾息息相關。因此，媒體解放的是草根，草根是非常想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的，草根釋放的能量使民眾對外交的興趣和熱情急劇上升，這對外交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西方的民主理論研究表明，一個穩(wěn)定的民主的投票率不能太高，不能超過50%，在民主化過程中，西方國家都謹慎地控制投票率，以鞏固民主制度的根基。但是，微博解放了草根以后，在外交制度沒有相應調整和改革的情況下，就必然產生了對政府外交的壓力。特別是新媒體解放的不是公共輿論，而是大眾輿論或者群眾輿論，這種輿論帶有很強的草根化傾向和民粹化傾向，很多人在新媒體領域討論外交事務根本不是持一種負責任的態(tài)度，而是一種情緒的宣泄。信息化時代如何對此種外交民粹化的傾向進行管控，特別是如何與政府政策相配合，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外交公眾化的挑戰(zhàn)

    傳統(tǒng)上，外交停留在少數(shù)社會精英的圈子中，只有處在國家領導人和非常高端位置上的才能涉足外交決策權。然而，由于新媒體的發(fā)展，卷入外交事務的行為體越來越多。外交公眾化是世界歷史的發(fā)展趨勢。比如加拿大和挪威，他們在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所有的議題都經過無數(shù)次的網上交流，在此基礎上外交官員再起草政策方案。當然，這里說的網上交流的人群并不是所有人，首先是要有學者或者智庫的相關人員進行分析和把握，之后再慢慢擴大到媒體領域和業(yè)界的精英階層等，再然后擴大到那些對國家外交感興趣的人群之中。

    在此種外交社會化的趨勢下，對于外交政策，有中央的意圖，有民眾的意圖，這兩種意圖之間有一個落差，如何彌補這一落差，形成上下同欲的格局，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外交小靈通”可能做不到這一點，但總的來說，外交向社會延伸是各國的趨勢。美國前國務卿賴斯也曾倡議過外交官走出使領館，走進社區(qū)，拿起話筒演講，與當?shù)孛癖娊涣�。當然這些內容的實現(xiàn)是要一步一步來的。

    新媒體對外交的影響

    新媒體進入外交領域后，對外交事務的影響主要存在于三個方面：

    一是技術性的影響。新媒體提供了外交的新技術，尤其是在信息傳播方面，外交借助于新媒體技術，加快了傳統(tǒng)外交的交流速度，也推動了公眾在外交領域中的參與。特別是“外交小靈通”的開通，對于激發(fā)公眾對外交問題的熱情具有很大的影響，來自普通網民中關心外交事務的粉絲聚集在“外交小靈通”周圍，開始對輿論產生了影響。

    二是社會的影響。就目前來看，“外交小靈通”對社會的影響還比較有限，特別是外交在如人人網、開心網、天涯社區(qū)等社會性媒體上的影響是很有限的，外交部也要和這些機構建立起聯(lián)系，通過一定的機制將它們轉化為外交資源。此外，還有移動媒體，包括手機通信網、移動傳媒、分眾傳媒領域，在這方面外交部的工作還可以更有作為。

    第三是體制的影響。新媒體帶來了外交信息的開放，大量的新的行為體開始卷入到外交事務中來，比如企業(yè)、非政府組織、媒體、學者、智庫等，如何將新媒體激發(fā)起的外交熱情納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軌道，將是中國外交的一個重要問題。特別是關于制度建設，新媒體在介入外交事務的時候究竟需要哪些制度？新媒體在外交體系制度里應當占有怎樣一個適當?shù)奈恢�？這位置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究竟定位在什么地方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明確。

    利用新媒體提升中國外交能力關于能力建設，我認為有六項能力值得關注。

    第一個是隱身的能力。2008年我研究過奧巴馬的競選戰(zhàn)略，當時我就預料到奧巴馬肯定會在網絡領域做很多的工作，他似乎有分身術，發(fā)言很多，和網友的互動也很多，但實際情況是這些行為背后不一定就是奧巴馬本人，但是和網民聊的那些人每次都會把網民關注的一些議題整理成要點給奧巴馬，奧巴馬隨后公開回應這些網民關注的問題，讓網民特別有歸屬感和認同感。所以，政府微博應該聘用一些民間人士，采取官民結合、平民化的營銷策略，從而使之更能為公眾所接受。外交部也應該走入老百姓中間，不單單是在微博上和粉絲互動，在現(xiàn)實中也應該加強互動，可以邀請“微博主”中的積極分子到外交部見面，征求他們的意見，增加互動的機會。

    第二個是信息安全問題。新媒體是一個新的空間，存在著非常重要的安全問題，尤其像外交部這樣高度敏感的部門，必須加強信息安全建設，在知識產權、立法、監(jiān)控、預警等方面也要做一些工作。尊重知識產權、保護有利于新媒體技術革新的自由貿易環(huán)境，確保外部世界對中國新媒體技術產品的低價、高質、安全和可獲得。尋求新媒體技術的應用安全，加大網絡立法、執(zhí)法力度，建立新媒體輿情監(jiān)控預警體制，推動新媒體網絡傳播空間的有效治理，確保新媒體外交平臺的政治安全性。

    第三個是議題設置能力。外交部是不是可以搞一些微博開放日、微訪談等，比如請亞非司的人員講講敘利亞問題。新媒體的應用使官方與網民相互之間的距離更接近了，信息的傳播速度更快了，但也僅此而已。外交部和網民本身都沒有什么變化，最多只能說外交部更加親民了。用老百姓的語言去表達政府的意圖，增強議程設置能力，這是官方微博應該努力的方向。

    第四個是提升話語創(chuàng)新能力�，F(xiàn)在很多外交話語不能轉化成網民話語，但是創(chuàng)造新話語的能力卻決定著影響力。在新媒體時代，恐怕只有“新”的才能有影響。奧巴馬的競選網站非常簡單，文字內容很少，但圖片較多，整體很清新。特別是首頁，文字過多就不利于信息的搜索，而其功能不外乎就是交流。

    第五個是規(guī)則的構建問題。比如，如何討論外交問題，在討論外交問題的時候應該怎么說，我們外交官都知道在某一問題上如何表態(tài)，但是老百姓談論外交需要由政府加以引導。政府的任務應該是通過微博使老百姓的問題得到滿意的回答和解釋。只要是代表國家的官方微博，那么即便是新媒體也只能服從于國家利益。

    第六個是要有社會網絡動員能力。在新媒體動員外交方面，我覺得有三個結合的問題。首先是官民結合。外交部資源有限，應該借助民間力量。其次是新舊并用。即新媒體和傳統(tǒng)媒體要一起使用，不能有了新媒體就徹底拋棄老媒體的傳統(tǒng)優(yōu)勢，尤其還要注意微博發(fā)布和新聞發(fā)布相互呼應的問題。最后就是攻防兼?zhèn)�。既要主動向新媒體領域出擊，占領輿論先機，又要筑牢外交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