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歐洲近現代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與規(guī)范倫理，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歐洲近現代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與規(guī)范倫理

□ 靳鳳林

摘　要:

本文深入分析了歐洲近現代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與規(guī)范倫理的具體成因、基本特征和主要內容，并對二者的內在關聯性進行了說明。筆者認為，麥金太爾在重建傳統(tǒng)生活共同體基礎上恢復古希臘美德倫理的主張只是一種道德烏托邦幻想，我們應當在努力完善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和規(guī)范倫理類型的前提下，繼續(xù)推進啟蒙運動所開創(chuàng)的現代性事業(yè)，而不是一味地吁求回歸傳統(tǒng)。

關鍵詞:

分類號:

　　〔摘要〕 本文深入分析了歐洲近現代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與規(guī)范倫理的具體成因、基本特征和主要內容,并對二者的內在關聯性進行了說明。筆者認為,麥金太爾在重建傳統(tǒng)生活共同體基礎上恢復古希臘美德倫理的主張只是一種道德烏托邦幻想,我們應當在努力完善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和規(guī)范倫理類型的前提下,繼續(xù)推進啟蒙運動所開創(chuàng)的現代性事業(yè),而不是一味地吁求回歸傳統(tǒng)。
　　〔關鍵詞〕 民主 法治 規(guī)范倫理
　　〔中圖分類號〕 B820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1539(2008)01004904
　　
　　麥金太爾在其《追尋美德》一書中,一方面認為,以啟蒙運動為代表的現代自由主義道德謀劃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都已失敗,挽救這一頹勢的唯一途徑是重敘以亞里士多德美德倫理為代表的古典倫理傳統(tǒng);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古典美德倫理的踐行依賴與之相關的各種歷史文化背景,亦即以傳統(tǒng)道德共同體的存在為前提條件。但自人類歷史步入近現代以來,美德倫理賴以寄生和繁榮的文化和生活共同體早已支離破碎,現代人的生活已無可避免地被職業(yè)化、碎片化和社會化。如此一來,不僅重建傳統(tǒng)生活共同體已經變得根本不可能,而且這是否也意味著麥金太爾追尋美德的吁求僅僅是一種道德烏托邦?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們不能對啟蒙運動以來人類道德的發(fā)展抱一種悲觀主義或虛無主義的態(tài)度,而應當彰顯近代以來人類道德發(fā)展所取得的優(yōu)異成就,同時也要努力克服它的不足之處,從而繼續(xù)發(fā)展現代道德倫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自啟蒙運動以來,在人類歷史上出現的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和規(guī)范倫理類型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邏輯蘊涵關系,正如古希臘城邦自治型社會治理模式與美德倫理、中世紀二元對立型社會治理模式與基督教信念倫理一樣,它既是西方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fā)展的必然結果,更有其歷史存在的正當合理性,不依人的主觀意志和情感好惡為轉移①。為深入揭示近現代西方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與規(guī)范倫理的內在關聯性,我們有必要首先對生發(fā)和孕育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和規(guī)范倫理類型的近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作一番俯瞰式解讀。
　　
　　一
　　
　　近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突出特征是以分工合作為基本形式,依據市場供求關系所形成的價格機制來解決資源配置的問題。學術界對市場經濟制度發(fā)生學的考察由來已久,對其形成原因的分析也歧義紛呈,但筆者認為,西歐近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形成與下述因素的相關性是無可置疑的:一是中世紀封建莊園經濟的衰落和近現代農業(yè)、工業(yè)的迅猛崛起;二是重商主義運動的成功實施;三是民族國家的不斷壯大。
　　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西歐各國封建大一統(tǒng)專制政治存在的時間很短,不過16、17、18三個世紀,之后,很快讓位于近現代資產階級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與資產階級希望建立的市場經濟制度的價值取向 ① 筆者認為,西歐社會治理模式與道德倫理類型之間存在著復雜的淵源關系,并且經歷了三個主要歷史階段:一是古希臘城邦自治型社會治理模式與美德倫理;二是中世紀二元對立型社會治理模式與信念倫理;三是近現代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與規(guī)范倫理。對前兩種社會治理模式與道德倫理類型之間的關系問題,筆者已在其他文章中有所論述。存在著根本性沖突。近代資產階級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價值取向可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個人天賦權力的至上性。中世紀基督教的古典人性觀認為,由于人類始祖的原罪使得任何人來到這個世界都烙印著罪性,這種悲觀論的人性觀念在近代被啟蒙思想家們所否棄,人的自然本性和天賦權利日益被抬高,并最終提出了“個人權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本原則。西歐的近現代社會發(fā)展史就是天賦人權由“應然”向“實然”不斷過渡的歷史,盡管不同時代資產階級思想家所主張的人權內容互不相同,但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幸福權構成了個人權利的基本內容,特別是與市場經濟密切相連的個人財產權更是被盧梭、洛克等人視為必須予以保護的個人的首要權利。
　　(二)自由與平等原則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一方面,市場經濟制度要求進入市場的經營主體必須獨立自主地進行決策,并為之承擔經濟風險,一個人如受人所制不能與其他主體自由交易,那么就喪失了進入市場的基本資格。另一方面,市場交易本來就是一種互通有無的利益交換,因此它必然要求市場內的成員在交易過程中平等待人,相互尊重對方的權利和意愿,只有交易雙方處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才能避免封建領主式的強取豪奪。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經濟觀在帶來資本主義經濟繁榮和發(fā)展的同時,也導致了社會財富分配上的不平等,以及與之相關的政治不平等、機遇不平等等諸多問題,如何在自由與平等之間求得有效平衡,一直是近現代資產階級思想家無法根除的一塊心病。
　　(三)社會生活的契約化。契約意識的形成在西歐社會由來已久,《圣經》就是由“新約”和“舊約”構成的,它反映了上帝耶和華同猶太民族的契約關系。到了近現代,契約意識更是演變?yōu)槭袌鼋洕幕緲嫵梢?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契約經濟,它打破了狹隘的時空局限,割斷了傳統(tǒng)的封建宗法血緣紐帶,人們由“熟人社會”進入“陌生人世界”。契約文化就是市場交往主體之間意志自律和公平交易的產物,市場主體以契約來規(guī)范自己的交往行為,以實現經營活動的公平和理性。此外,契約意識和法治精神有著內在的關聯,正是源于契約,當事人對公平利益的期待、對合理條款的認可、對合同義務的履行、對有效合同的信守,才使契約精神得以升華,超越經濟領域,上升為法律制度和社會政治秩序建構的普遍準則,并反過來成為推動近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全面發(fā)展和不斷完善的有效工具。
　　
　　二
　　
　　上述價值取向既反映了市場經濟制度的本質要求,也代表了西方社會發(fā)展的基本趨勢,但任何價值理念只有以制度化的形式物化下來才能由觀念層面走向實踐層面。在近現代西歐社會,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形成的人權、自由、平等、契約等價值理念,主要是通過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而得以廣泛落實的。這種嶄新的社會治理模式由以下五種制度內容所構成。
　　(一)憲政制度。憲政亦即 “立憲政治”,它是近現代西歐社會為保障天賦人權的價值理念而與法治相結合的產物,憲政以憲法為基礎,憲法正當性的來源是維護和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規(guī)范政府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權。資產階級思想家設計憲政的主要目標是為國家權力確立必要的邊界,限制政府公共權力的無限擴張,避免重蹈封建君主專制的覆轍,它既是人類政治生活日漸成熟的標志,也是從制度層面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模式,實現由人治向法治過渡的有效手段。
　　(二)政黨制度。如果說人民主權原則借助憲政制度完成了現代國家與傳統(tǒng)國家的劃分,那么,政黨制度則是憲政理念得以實現的社會基礎。政黨是西歐近現代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形成過程中出現的一種嶄新的政治組織,任何政黨均有自己的政治綱領、組織系統(tǒng)和組織紀律。盡管各個政黨的階級基礎、政治地位、意識形態(tài)、活動范圍互不相同,但它們在現代西方社會均發(fā)揮著聯結政府與人民、整合社會利益、操縱選舉、實現國家權力和平轉移的重要功能。
　　(三)權力制衡制度。權力制衡原則是防止公民權利遭受侵害的又一種制度性保障,是西歐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的一項創(chuàng)造性發(fā)明。根據西歐國家的制憲實踐,權力制衡包括階級之間的分權(以洛克的立法權與執(zhí)行權分立為標識)、階級內部的分權(以孟德斯鳩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為標識)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分權等。無論何種形式的分權,其目的皆是為了實現政府權力的自我約束,維護其存在的合法性,同時也有助于提高政府運作的效率,最終起到維護國家整體權威的作用。當然,由于近現代歐洲各國社會、文化、歷史境況不同,權力制衡的形式也多種多樣,三權分立是一種較為典型的權力配置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特別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人們期待政府發(fā)揮維護社會正義的職能,有效解決各種資源的分配危機,這就迫使國家權力呈現出向中央政府集中的趨勢。
　　
　　(四)代議制民主制度。又稱間接民主制,它是指全體人民借助選舉程序,通過職業(yè)政治家個人之間競爭人民投票的方式取得政治決定權,組成政府來代表人民行使法律制定和公共事務管理權的一種制度設置,其關鍵環(huán)節(jié)是選舉制和議會制。代議制民主可以防止直接民主制所帶來的多數暴政的危險,保持民主與自由之間的適當平衡,有效解決主權與治權的矛盾,為政府效率的提高提供持久的可能性,它是現代國家合法性發(fā)生位移的過程中為保障民主權而采取的最為理想的政府體制形式。
　　(五)法治制度。法治作為一種制度,起始于法律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它要求政府、立法、司法機關及各種機構團體在從事社會活動時,必須在形式和實質上遵循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各項法律,并使其行為符合憲政精神,任何機構和個人的違法行為都可以通過司法救濟、司法調查、司法審判等途徑予以合理糾正。近現代法治制度依賴于“一套獨立的法律準則、一種專業(yè)化的法律機構體系、一種明確表述的法律理論傳統(tǒng)及具有相對獨特的觀點、利益和理想的法律職業(yè)集團”[1]。法治制度的確立與否是區(qū)分現代國家和傳統(tǒng)國家的重要標識之一。
　　
　　三
　　
　　搞清了近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對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的起源性功能,以及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的主要構成要素,就為我們進一步把握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與規(guī)范倫理類型的內在關聯性、規(guī)范倫理的基本特征等問題奠定了理論基礎。所謂規(guī)范倫理是指在人類生活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條件下,為有效協(xié)調人們的各種社會交往活動而建構起來的普遍主義道德規(guī)則體系,其根本目的是保障個人的自由平等權利和社會的公正有效發(fā)展。在近現代歐洲社會,規(guī)范倫理之所以成為占主導地位的道德倫理類型,有著深刻而復雜的社會原因。
　　從經濟層面看,伴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fā)展,近現代歐洲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社會階層構成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特別是以機械化大生產為主的企業(yè)經濟不斷地把人口聚集起來,使得勞動密集化的大城市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大城市的生活倫理與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倫理截然相反。工業(yè)化和商業(yè)化的勞動把無數農民改塑成城鎮(zhèn)市民,這些遠離自然、遠離生活直接性的城市群眾涌入企業(yè)、機關、公共服務組織,結成了各種各樣的新型的社會聯盟,他們的行為態(tài)度、精神氣質和心理結構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彼此之間不再依靠以宗法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傳統(tǒng)社會意義上的鄉(xiāng)村社會的德性情感和信念倫理來維系,而是改靠城市社會中的彼此算計、金錢貨幣、規(guī)章制度、法律條文來維系。
　　從政治層面看,伴隨現代社會對個體權力和自由的強調使得社會結構高度分化,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形形色色的政黨在議會和政府內沖突不斷,導致了政治的多元民主化,傳統(tǒng)社會以永恒不變的人性論為依據的神意性習慣法系統(tǒng)開始讓位于高度分化和日益復雜化、形式化的現代自由性法律體系,道德規(guī)范的約束力也不再依靠個人的良知決斷和神圣信念,轉而依靠外在的制度結構和各種共同體的規(guī)則系統(tǒng)。
　　從文化層面看,傳統(tǒng)社會主張確立一種普遍而完備的哲學、宗教和道德學說,強調人類思想觀念的統(tǒng)一性、秩序性、總體性、永恒性,與之相反,現代社會則主張哲學、宗教、道德學說的多元化,強調以多元性、異質性廢棄整體性、同質性,以具體的、特殊的、專門的觀點反對抽象性、一般性和普遍性觀點,如何在多元文化之間達成交疊共識,使不同宗教、哲學、道德話語的交匯、碰撞、融合、轉化遵循共同的話語辯談規(guī)則,無疑成為近現代規(guī)范倫理聚焦的中心問題。
　　正是在上述經濟、政治、文化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規(guī)范倫理取代了古希臘城邦自治型社會治理模式孕育的美德倫理和中世紀二元對立型社會治理模式造就的基督教信念倫理,成為近現代歐洲社會占據主導地位的道德倫理類型。
　　
　　四
　　
　　與古典倫理相比,近現代社會的規(guī)范倫理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人本主義。傳統(tǒng)的美德倫理、信念倫理將道德倫理的起源和善惡評價的標準歸之于人之外的外在權威,如基督教的信念倫理認為《舊約》中的“摩西十誡”和《新約》中的“登山寶訓”乃是人類道德的原始之根和評判善惡的終極標準。而近現代的規(guī)范倫理則把道德倫理視為人類在其發(fā)展過程中自我創(chuàng)造的契約產物,并依據人類自身的利益需求來評判各種行為的善惡。特別是不同類型的個人主義道德倫理思潮更是與封建依附關系和教會代上帝牧人的論調相抗衡,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獲利行為辯護,主張個人權利與義務、自由與責任的對等,大力倡導自我設計、自我負責的生存方式。
　　二是科學主義。近現代的規(guī)范倫理在韋伯所言的“祛魅化”過程中,逐步擺脫了古典倫理中先驗神啟的前提預設和道德獨斷論方法,開始立足于現實生活的經驗基礎,并借助于科學實證的方法來建立和確證各種普遍主義倫理規(guī)范,特別是培根的經驗主義歸納法和笛卡兒的理性主義懷疑法對包括倫理學在內的近現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均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正是試驗經驗歸納和理性邏輯推理所構成的二元張力結構為近現代規(guī)范倫理的形成和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礎,邊沁《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中的苦樂計算方法、康德《實踐理性批判》中對道德義務的推理和論證,可視為規(guī)范倫理科學主義特征的典型例證。
　　三是享樂主義。無論是柏拉圖美德倫理中的靈肉二元論,還是奧古斯丁信念倫理中的圣俗二分法,均對人的感性欲求予以道德譴責。但到了近現代,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大力倡導下,強調肉體感官的享樂作用成為現代規(guī)范倫理的突出特征之一。金錢貨幣、商品買賣、感官刺激成為現代人的唯一追求和真正價值,古典倫理所倡導的超越感、悲劇感、崇高感、自我反思精神日漸消失在眾多近現代規(guī)范倫理學思潮所倡導的肉體感官享樂之中。
　　四是現實主義。古典倫理始終把理想世界、來世天國視作人生的指歸,柏拉圖創(chuàng)作《理想國》,奧古斯丁撰寫《上帝之城》,均是要表達和彰顯人類道德倫理生活中理想主義的一面,但近現代眾多規(guī)范倫理學思潮徹底放棄了對永恒性價值理念的追求,特羅爾奇將這種個體生命失去彼岸支撐的現象稱之為此岸感的膨脹,認為現代倫理精神的本質是生活目的取向的重點移到了此岸,這種此岸沖動的旨趣就是要擺脫與彼岸的對抗性結構,取消彼岸對此岸的生存規(guī)定[2]。
　　
　　五
　　
　　正是在對基督教信念倫理社會規(guī)約力的反復挑戰(zhàn)中,近現代規(guī)范倫理學逐步占據主導地位,人類的自然狀態(tài)而非基督教所講的墮落狀態(tài)成為各種規(guī)范倫理正當性推論的起點,天賦人權論、社會契約論成了規(guī)范倫理學共同推崇的前提預設。不難看出,無論是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還是規(guī)范倫理類型,皆不是空穴來風,而是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孕育、發(fā)生、發(fā)展相伴而生的歷史產物。市場經濟制度、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規(guī)范倫理類型猶如基督教的圣父、圣子、圣靈三位一體,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缺一不可,正是三者之間的互動互惠、相得益彰,造就了當代西歐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fā)展的基本態(tài)勢。麥金太爾在重建傳統(tǒng)生活共同體基礎上恢復美德倫理的主張,從理論層面看,可謂寓意深遠、動人心弦,但從實踐層面觀之,實乃迂闊之論,斷無實現之可能。然而,麥金太爾對現代生活共同體(涵括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和規(guī)范倫理的指責確有其深刻之處。毫無疑問,現代生活共同體已完全被社會化、職業(yè)化、碎片化,體現民主法治精神的立法、司法、行政機構日漸蛻變?yōu)橘Y本、金錢、權力的賽馬俱樂部,人類中心主義的道德價值觀對生態(tài)失衡和資源危機現象的出現難辭其咎,缺乏心性美德和終極信念支撐的規(guī)范倫理正在演變?yōu)槭ヒ?guī)約力的道德說教。然而,在筆者看來,要拯救深陷危機之中的近現代民主法治型社會治理模式和規(guī)范倫理類型,就必須通過吸收西方傳統(tǒng)政治倫理資源抑或東方傳統(tǒng)政治倫理資源的積極因素,努力克服現有社會治理模式和道德倫理類型的不足,進而繼續(xù)推進啟蒙運動所開創(chuàng)的現代性事業(yè)。反之,一味地吁求回歸傳統(tǒng),不啻是癡人說夢的囈語。
　　
　　(作者:靳鳳林 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博士,北京 100091)
　　
　　參考文獻
　　[1] 〔美〕RM昂格現代社會中的法律[M]吳玉章,周漢華,譯北京: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48
　　[2] 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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