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全威脅的角度和規(guī)避損失的角度所給出的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相對實力角度解釋的補充，能夠在各自所限定的有限范圍內言之成理。但一旦把美國和中國兩個國家的行為放在一起同時考察，這兩個視角的解釋就會立即遭遇與相對實力角度解釋相似的困境，即難以同時完滿而自恰地解釋美國和中國雙方的行為。從安全威脅的角度出發(fā)，認為實力強大的美國威脅不到實力較弱的中俄，但同時中俄卻居然能威脅到美國的安全，這顯然有悖于國際政治的基本常識。從規(guī)避未來損失的角度出發(fā)，困難則在于，損失厭惡原理（ｌｏｓｓａｖｅｒｓｉｏｎ）應該適用于所有行為體：美國會因為擔心未來失去霸權地位而搶先遏制中俄，可為什么中俄這些想崛起的大國就不擔心自己未來的損失呢？難道他們考慮不到，如果現在不積極采取行動而任由美國打壓，未來實現崛起的成本和難度都會更高更大嗎？還是那句話，對現象的解釋必須堅持邏輯的一致性。萬有引力理論要想有效，不僅要能解釋為什么蘋果會落地，還要同時能夠一致而自恰地解釋火箭為什么會上天！

    筆者認為，現有這些解釋之所以都不能完滿地解釋冷戰(zhàn)后霸權國和崛起國的行為選擇，是因為他們都沒有把美國和中國看作一個互動的整體。事實上，美國和中國各自的戰(zhàn)略選擇，都不是在孤立狀態(tài)下做出的，一方的決策必定是在充分考慮另一方各種可能的反應以及各種反應有可能導致的后果的基礎上做出的。因此，只有從互動和博弈的角度才有可能對中美雙方的行為同時做出圓滿自恰的解釋。問題是，能揭示雙方博弈形式的模型，該怎么建立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先做一個理論上的準備。如果冷戰(zhàn)后霸權國和崛起國的互動模式真的與此前的互動模式有所不同，那么導致這種新的互動

    模式出現的原因，一定也是此前所不存在的。因此我們首先需要尋找，國際政治世界在這段時期內還出現了什么重大的變化？進而思考這種變化會對霸權國和崛起國的互動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大國獲取影響力的主要途徑

    （一）國際政治的新變化：大國無戰(zhàn)爭

    在最近幾十年中，國際政治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個變化是，大約從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開始，大國相互間的戰(zhàn)爭變得異常稀少和困難。如果１９５０年剛剛建國百廢待興的中國和１９６２年的印度勉強能被視作大國的話，那么自１９４５年至今，國際體系內至多也不過發(fā)生過兩次大國間戰(zhàn)爭。一項統(tǒng)計研究顯示，１８１６～１９４５年，大國間由沖突升級為戰(zhàn)爭的概率為０．３４６。１９４６～１９９２年這一概率驟降至０．０７７。１８１６～１９４５年，所有國家間沖突升級為戰(zhàn)爭的概率為０．２９６，１９４６～１９９２年這一概率降為０．０８９。這一結果突顯出１９４５年之后大國之間爆發(fā)戰(zhàn)爭的困難。不僅回顧歷史如此，而且展望未來，我們甚至也看不到大國間爆發(fā)全面戰(zhàn)爭的任何可能性，以至于許多學者都做出了諸如大國間戰(zhàn)爭已近乎消亡這樣的判斷。

    至于為什么二戰(zhàn)以降大國間幾乎不再有戰(zhàn)爭，學者們已經做出了深入的探討。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國際政治的進化。約翰&middot；繆勒（ＪｏｈｎＭｕｅｌｌｅｒ）指出，兩次世界大戰(zhàn)對人類造成的巨大災難徹底改變了人們對戰(zhàn)爭曾經有過的正面評價。隨著時間的推移，不進行戰(zhàn)爭已經逐漸內化為人們的一種超越理性計算的規(guī)范�？�爾&middot；凱森（ＣａｒｌＫａｙｓｅｎ）則認為，工業(yè)革命導致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這使得戰(zhàn)爭不再是國家獲取利益的有效途徑。羅伯特&middot；杰維斯（ＲｏｂｅｒｔＪｅｒｖｉｓ）同樣從社會進化的角度指出，發(fā)達國家之間從戰(zhàn)爭到和平的進化源于核武器、經濟相互依賴和國家制度的民主化。唐世平認為，歷史上國家之間長期的相互征服和吞并，使得征服本身的難度和成本越來越大，這種客觀現實逐漸而深刻地改變了人們對于戰(zhàn)爭的價值判斷，并最終導致１９４５年后大國征服性戰(zhàn)爭的消亡。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經濟上的相互依賴。理查德&middot；羅斯克蘭斯（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ｏｓｅｃｒａｎｃｅ）認為，以貿易這種方式獲取利益的成本遠低于戰(zhàn)爭方式，這使得戰(zhàn)爭不再是國家的理性選擇。相似地，愛德華&middot；曼斯菲爾德（ＥｄｗａｒｄＤ．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指出，貿易的存在會提高戰(zhàn)爭的成本。菲利普&middot；馬�。ǎ校瑁椋欤椋穑穑澹停幔颍簦椋睿┑葘W者進一步指出，這種成本包括了經濟相互依賴條件下選擇戰(zhàn)爭所帶來的巨大機會成本，這是抑制戰(zhàn)爭爆發(fā)的重要原因。更有學者從信號理論的角度進一步揭示了貿易抑制戰(zhàn)爭的作用機制。埃里克&middot；加茲克（ＥｒｉｋＧａｒｔｚｋｅ）等學者指出，在經濟相互依賴的情況下，國家選擇動武會產生顯著的經濟成本，這使得其釋放的威脅動武的信號變得易于置信，因而有助于降低國家間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引發(fā)戰(zhàn)爭的可能性。

    第三個被廣泛討論的原因是核威懾。在一些學者看來，核威懾對戰(zhàn)爭的懾止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核武器的巨大破壞力以及大國間的相互確保摧毀，能夠形成很高的戰(zhàn)略穩(wěn)定性。在一些學者看來，核威懾是和平的充分條件，這一個變量就足以防止戰(zhàn)爭。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核威懾必需同國家常規(guī)實力的均衡一起，才能起到防止戰(zhàn)爭的作用。還有些學者認為，擁有核威懾能力的國家之間固然難以爆發(fā)核戰(zhàn)爭以及有可能升級為核戰(zhàn)爭的大規(guī)模常規(guī)戰(zhàn)爭，但由于核禁忌規(guī)范的存在，大國對小規(guī)模軍事打擊使用核報復是難以令被威懾方置信的，這就使得核武器難以懾止小規(guī)模戰(zhàn)爭。反對這種質疑的學者則認為，即使是小規(guī)模戰(zhàn)爭，失控升級為核戰(zhàn)爭的風險依然存在。出于對戰(zhàn)爭升級的恐懼，大國即使是采取小規(guī)模軍事行動也會非常審慎。

    盡管學界關于大國無戰(zhàn)爭原因的探討遠不止于此，但筆者對上述三種解釋基本持肯定態(tài)度。大國間不再有戰(zhàn)爭，從根本上說是國際政治進化至今的產物。經濟的相互依賴，使得相當一部分利益爭奪由零和變?yōu)榱苏�和。而１９４５年核武器的出現，則是大國間戰(zhàn)爭走向消亡的催化劑和直接原因。不過，探討大國無戰(zhàn)爭的原因并非本文的目的。在下面的論述中，筆者將把大國無戰(zhàn)爭視作給定的前提，而不再討論這個前提的真假。為了表述的方便，我們把自１９４５年以來的時代稱為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與之相對地，把１９４５年以前的時代稱為戰(zhàn)爭頻發(fā)時代。

    （二）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大國獲取影響力的主要途徑

    在確定大國不再有戰(zhàn)爭這一重大變化之后，緊接而來的問題是，這一變化會對國際政治以及大國行為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首當其沖的影響當然是大國安全環(huán)境的變化。由于大國之間不再有戰(zhàn)爭，因此大國不再有大規(guī)模軍事入侵之虞。相應地，大國的戰(zhàn)略目標也不再僅限于確保本國的安全。事實上，自二戰(zhàn)以來，特別是自冷戰(zhàn)結束以來，大國最主要的戰(zhàn)略目標就是對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的追求。另一個不易察覺但十分重要的影響則是，大國追求國際影響力的主要途徑，也由于時代的變遷而發(fā)生了改變。

    在討論大國提高影響力的主要途徑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明確影響力&rdquo；這個概念的含義。影響力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在廣義上，只要一個國家的存在及其行為對其他國家的決策構成了影響，那么我們就可以說這個國家具有影響力。這里所說的影響，既包括了積極的影響，也包括了消極的影響。而狹義的影響力則是指，一個國家讓其他國家做出符合該國意愿的行為的能力。這里所說的影響僅指積極影響。在以下的討論中，影響力均指狹義的影響力。

    從一般意義上講，大國獲取利益和影響力的途徑歸根結底有兩種，一種是武力及武力脅迫，另一種是利益交換。武力及武力脅迫是指通過贏得戰(zhàn)爭，或者通過使用和炫耀武力，獲得權威（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或威望（ｐｒｅｓｔｉｇｅ），并借此使得弱國意識到與強國爭執(zhí)是沒有意義的，強國因而能夠迫使弱國接受或支持自己的要求，進而強化自己的國際影響力。武力及武力脅迫獲得影響力的核心邏輯是：因為害怕你，所以支持你。利益交換則是指，為其他國家提供某種好處，以此換取其他國家對本國的支持。例如霸權國可以向國際社會提供諸如安全保障、經濟秩序這樣的國際公共物品，以此換取霸權體系的穩(wěn)定。又如國家可以試探性地為其他國家提供一定的好處，從而影響對方決策的成本－收益計算，同時借此釋放善意信號，以此實現國家關系的改善。利益交換換取影響力的核心邏輯是：因為需要你，所以支持你。

    應當承認，在無政府狀態(tài)下，上述這兩種獲取利益和影響力的途徑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在不同的時代，這兩種途徑的效力大小卻存在明顯差異。在戰(zhàn)爭頻發(fā)時代，由于戰(zhàn)爭頻發(fā)，武力和戰(zhàn)爭是國家間解決利益爭端的首選和常用手段，誰能贏得戰(zhàn)爭，誰就能最終決定利益的歸屬。在那個時代，正如托馬斯&middot；謝林（ＴｈｏｍａｓＣ．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所說，擁有足夠軍事力量的國家可以無需討價還價。另一方面，由于戰(zhàn)爭頻發(fā)，國家面臨的安全威脅現實而緊迫，因此國家的貼現因子很小，只重視短期收益，而不關注長期結果。在這種情況下，今天的朋友很有可能明天就成為敵人。這意味著，在這一時代，大國在為其他國家提供好處后很難獲得穩(wěn)定可靠的回報。不僅如此，小國還可能利用這些好處縮小與大國的實力差距，這對于戰(zhàn)爭頻發(fā)時代的大國而言是有相當風險的。受這兩方面原因的影響，在戰(zhàn)爭頻發(fā)時代，大國獲取影響力的主要途徑是武力及武力脅迫而非利益交換。

    而到了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大國的生存安全不再緊迫和致命，因此國家實力的增量對大國安全的邊際效用開始變得非常有限。此外，大國間不再有戰(zhàn)爭，國際戰(zhàn)爭的頻率也有所下降，這就使得大國通過軍事手段獲得利益和資源的路徑變得不再暢通。不僅如此，由于戰(zhàn)爭越來越稀少，特別是不再有大國間的戰(zhàn)爭，這既使得大國越來越難以通過訴諸武力的方式來展示和炫耀自己的實力，同時也使得包括小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變得越來越不懼怕大國言辭上的恫嚇和要挾。另一方面，由于大國間不再有戰(zhàn)爭，國際體系的總體和平與穩(wěn)定能夠在較長時間內得到維持，這使得大國開始關注較為長遠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愿意也敢于與其他國家開展利益交換，為小國提供好處。而小國為了更長時間地享受這種好處，也不再會輕易地背叛為其提供好處的國家。很顯然，在這個時代，一個大國能夠為他國提供的好處和幫助越多，同時接受這種好處和幫助的國家越多，那么它就越容易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和認可。總之，在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大國獲取影響力的主要途徑已經從武力及武力脅迫變成了利益交換。

    利益交換描述的是這樣一個過程：大國為其他國家（主要是小國）提供某種好處，以此換取小國在政治上對其的支持；小國則通過對大國提供政治上的支持，來換取這種好處。這種好處既可能是安全上的保障，也可能是經濟上的支持或援助。然而，大國換取小國支持最有效的辦法是給予其安全保障而非經濟援助。原因如下：

    首先，安全是小國第一位的需要。利益交換涉及到利益的供給方和需求方。從供求關系來看，如果某種好處是小國的剛性需求，而這種好處在國際社會中又非常稀缺，小國靠自身能力很難獲取，那么小國對能為其提供這種好處的國家的依賴程度和支持力度就會很大，相應地，大國以提供這種好處來提升自己影響力的效率也會很高。毫無疑問，生存安全是所有國家的首要需要。尤其是小國，僅憑自助&rdquo；很難在危機中確保自己的生存安全。即使是在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由于大國與小國、小國與小國之間的戰(zhàn)爭并未消亡，這意味著生存安全至今仍是小國最首要和最直接的需求。

    其次，小國獲取經濟援助的渠道遠多于獲取安全保障的渠道。在全球化日益密切的當代，小國獲取經濟資源和經濟援助的渠道日趨多元化，目前幾乎所有發(fā)達國家每年都對第三世界國家提供大量經濟援助。即使某大國揚言不對某小國提供經濟援助，該小國依然可以從其他大國那里繼續(xù)獲得經濟援助。這意味著，某個具體大國依靠經濟手段難以對小國實施有效的誘導。相比之下，有能力也有意愿為小國提供安全保障的大國卻寥寥無幾。小國在安全保障方面的選擇余地遠遠小于其在經濟發(fā)展方面的選擇余地，這更加凸顯了安全保障這種資源的稀缺性。

    再次，經濟上大國和小國常常存在相互&rdquo；依賴，這與安全上小國對大國的單向依賴截然不同。小國固然需要大國提供的資金、技術乃至經濟秩序等好處，但發(fā)達國家在資源、能源、低端商品和低技術含量商品等領域也會依賴發(fā)展中國家的出口。這種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大國在政治上對小國的影響力，因為小國已經在經濟領域回報&rdquo；了大國。而在安全領域，大國與小國的需求是極度不對稱的。沒有美國的安全保障，日本、韓國、以色列的安全就會面臨很大的威脅；可是沒有這些國家，美國的安全卻不會受到什么實質性的影響。

    從經驗上看，在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大國為小國提供安全保障的現象十分常見。例如二戰(zhàn)后美國為西歐、日本等地區(qū)和國家提供安全保障，蘇聯(lián)為東歐、中國等地區(qū)和國家提供安全保障等等。冷戰(zhàn)后，美國繼續(xù)為日本、西歐提供安全保障，而中國經濟的迅速發(fā)展則為日本、西歐提供了廉價的生活用品和廣闊的市場。但美國能夠令日本長期在政治和外交上追隨自己，也能有效地左右歐盟的對華武器出口政策，而中國在高政治領域對歐洲和日本的影響力卻十分有限。

    總之，在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大國獲取影響力的主要途徑是利益交換。其最主要的實現形式是，大國為小國提供安全保障，以此換取小國在政治和安全上對大國的支持和依賴。

    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霸權國與崛起國權力競爭的主要機制

    在明確了大國獲取影響力的主要方式是利益交換之后，現在可以回到這篇文章的核心問題上來，那就是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崛起國和霸權國的互動究竟是沿著怎樣一種機制展開的？如前所述，在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像霸權國和崛起國這樣的大國，已經不再那么地擔心自身的生存安全，而更多地是為保持或爭取國際影響力而努力。由于影響力是權力的實現方式和表現形式，因此在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大國追求影響力實際正是追求權力的集中體現。在實力對比相對穩(wěn)定的情況下，追求權力就是追求影響力。在以下論述中，筆者將不加區(qū)分地混用權力&rdquo；和影響力&rdquo；這兩個概念。

    很顯然，霸權國和崛起國都想保有和謀求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影響力的競爭。如前所述，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大國獲取影響力的主要途徑是利益交換，即主要是通過為小國提供安全保障來換取小國在政治上的支持。因此，大國間權力競爭的核心，就是安全保障接受國數量的競爭。比如說，接受霸權國安全保障的國家越多，根據利益交換的原理，支持和追隨霸權國的國家就會越多，霸權國在權力競爭中就越有利。而如果接受崛起國安全保障的國家更多，那么支持和追隨崛起國的國家就更多，崛起國在權力競爭中就更有利。這很像企業(yè)對市場份額的競爭。生產相同產品的企業(yè)，誰的市場份額更高，誰對市場的控制力就更大，誰在市場競爭中就更有優(yōu)勢。

    在不考慮其他大國決策的情況下，霸權國和崛起國各自的理性選擇當然都應是盡最大努力加大對外安全保障的投入，在自身能力范圍內為盡可能多的小國提供安全保障。但在實際中，某個大國的戰(zhàn)略決策都不會獨立于其他國家的決策和行為，其他國家的決策會因該大國決策的變化而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一國決策的收益和成本便不能獨立地獲知，而且還要同時受到其他國家決策反應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霸權國和崛起國追逐影響力的行為，并不是一種自動的&rdquo；行為，而是一種互動的&rdquo；行為。因此，如前所論，我們要想準確地理解和揭示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霸權國和崛起國權力競爭的主要機制，必須將霸權國和崛起國的行為納入到博弈的分析框架中。

    （一）權力競爭的主要機制：類比寡頭壟斷市場

    要想從博弈的視角認識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大國影響力競爭的機制，我們有必要先將當前的國際政治世界和微觀經濟世界中的寡頭壟斷市場做一個類比。在微觀經濟世界中，企業(yè)獲利的主要途徑恰巧也是利益交換。企業(yè)生產商品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以此換取消費者所支付的貨幣（以及由此帶來的利潤）。這與當前大國獲取影響力的內在機制相同。在寡頭壟斷市場中，提供某種商品的企業(yè)數量很有限；而在國際政治世界中，能夠為他國提供安全保障的大國同樣屈指可數。在寡頭壟斷市場中，享受寡頭壟斷企業(yè)商品的行為體是消費者；而在國際政治世界中，享受大國所提供的安全保障的行為體是眾多的中小國家。消費者為企業(yè)支付貨幣以實現對企業(yè)的回報；而中小國家為大國支付的貨幣&rdquo；則是對大國的支持。當前國際政治體系與寡頭壟斷市場的類比如表１所示。

    我們要想知道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霸權國和崛起國是如何展開權力競爭的，不妨先看看寡頭壟斷市場中寡頭企業(yè)是如何競爭的。寡頭企業(yè)在競爭中的戰(zhàn)略選擇是什么？競爭的結果又是怎樣的？

    對于某一市場中的寡頭企業(yè)而言，誰的商品能夠擁有更大的市場份額，誰就對市場擁有更大的控制能力，誰就能在競爭中占據優(yōu)勢。如果某個寡頭企業(yè)的市場份額足夠大，那么它甚至有可能將其他的寡頭企業(yè)擠出該市場，從而形成壟斷。因此，寡頭企業(yè)總是會尋找一切機會，盡可能地擴大其市場份額，同時擠占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不過，同國際政治體系中大國的行為相似，寡頭企業(yè)的行為會受到供求關系以及競爭對手行為選擇的約束。幸運的是，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已經為我們清晰地揭示了不同情況下寡頭企業(yè)的行為規(guī)律。

    假設一個寡頭壟斷市場中只存在兩個寡頭企業(yè)，那么他們之間的戰(zhàn)略互動存在兩種可能的情況。第一種情況是，這兩個寡頭企業(yè)同時出現在市場中。和任何企業(yè)一樣，這兩個寡頭企業(yè)都想在競爭中占據優(yōu)勢，因此他們的選擇都是盡可能擴大生產，從而占據盡可能多的市場。由于他們知道彼此都會這么做，而如果自己行動遲緩，對方就有機會搶先占據更多的市場份額，自己再想參與競爭就會陷入被動，因此這兩個寡頭企業(yè)都不敢有太多的等待和觀望。外在的表現就是，這兩個企業(yè)會同時擴大產量。而直到兩個企業(yè)的產量相等并且等于一個定值時，兩個企業(yè)才會停止擴大產量，市場競爭趨于穩(wěn)定。競爭的結果是兩個企業(yè)的市場占有率大致相等。

    另一種情況是，市場中原本只有一個壟斷企業(yè)（稱為領頭者），隨后另一個企業(yè)（稱為尾隨者）進入該市場與領頭者展開競爭。當領頭者知道尾隨者要進入市場時，它為了在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理性選擇應該是搶先一步擴大自己的產量，降低商品的市場價格，率先擠占市場份額。這樣，當尾隨者進入市場時，由于繼續(xù)擴大產量將會導致市場價格的進一步下降，進而愈發(fā)削減尾隨者自己的收益，因此尾隨者不得不將自己的產量控制在較低的水平。這樣競爭的結果，尾隨者的市場份額會顯著小于領頭者的市場份額。第二種情況與第一種情況的核心差異在于兩個企業(yè)出現的時間。如果其中一個企業(yè)后進入市場，就會給前一個企業(yè)提供寶貴的時機，使其發(fā)揮先動優(yōu)勢（ｆｉｒｓｔ－ｍｏｖｅｒ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二）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大國權力競爭的主要機制

    通過類比寡頭企業(yè)的競爭機制，我們可以推出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大國權力競爭的機制：在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霸權國和崛起國為了爭奪權力，會盡可能多地為其他國家提供安全保障。誰擁有的消費者&rdquo；（即接受其安全保障的國家）越多，誰就擁有更大的影響力。而兩國所擁有的消費者&rdquo；的相對數量，則取決于霸權國是否有機會率先擴大其對外安全保障的規(guī)模，擴大和加強其安全同盟體系。如果沒有這個機會，那么兩個大國所擁有的消費者&rdquo；的數量會大致持平，兩國的國際影響力也會大致相當。而如果霸權國有這個機會，那么它一定會搶先加大對小國安全保障的投入。即使霸權國明知道增加安全供給會付出相當大的成本，而且會引起崛起國的不滿甚至戰(zhàn)略反制，但霸權國仍然會堅持這一戰(zhàn)略選擇，因為它有理由以這種戰(zhàn)略抑制崛起國的競爭，從而延長自己的霸權地位。霸權國這種戰(zhàn)略選擇的結果是，留給崛起國非常有限的一小部分的消費者&rdquo；群體。在這種情況下，崛起國很難在權力競爭中獲勝。再加之成本和風險的約束，崛起國即使明知道未來自己的收益可能會更大，但依然會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暫時放棄與霸權國的競爭。

    從１９４５年開始算起的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顯然包括了冷戰(zhàn)時期和冷戰(zhàn)后時期兩個階段。稍稍回顧歷史即可發(fā)現，上述兩種權力競爭機制，分別能夠很好地刻畫這兩個階段中一流大國之間的互動與競爭模式。

    １．冷戰(zhàn)時期美蘇之間的權力競爭

    二戰(zhàn)結束后，國際體系內幾乎在同一時期出現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正如古諾模型所預測的那樣，美蘇兩國在冷戰(zhàn)初期的行為十分相似，都在爭取盟友并積極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１９４９年４月，美國與加、英、法等１１個北美西歐國家簽署《北大西洋公約》，同年建立北約軍事組織。１９５１年１０月，美國通過《共同安全法》，對外援助的重點從經濟轉向軍事，援助地區(qū)從歐洲擴展至亞洲。同一時期，美國先后與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中國臺灣等亞太國家和地區(qū)建立雙邊或多邊軍事同盟，并與亞歐７個國家簽訂《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構建起亞太地區(qū)的軍事同盟體系。蘇聯(lián)方面，１９５０年２月與中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１９５４年５月，蘇聯(lián)與東歐７國締結《華沙條約》并建立華約組織，建立起社會主義陣營。美蘇兩國行為的結果也一如古諾模型所預示的那樣，最終使得東西方兩個陣營的規(guī)模大致相當，蘇聯(lián)在國際事務中擁有與美國同一級別的影響力。

    在均勢理論看來，美蘇之所以會各自建立起龐大的軍事同盟體系，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慮。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形成，是無政府狀態(tài)下國家確保生存安全的必然結果。但安全真的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所考慮的首要問題嗎？事實上，以二戰(zhàn)剛結束時中小國家的實力，很難為美國和蘇聯(lián)提供任何有實質意義的安全保護。二戰(zhàn)結束后不久美國由于孤立主義思潮一度興起，以至于美國曾一度猶豫是否要參加北大西洋同盟。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lián)，與中國的同盟關系破裂，與其東歐盟友的關系緊張，但這一時期的蘇聯(lián)非但不擔心自身的安全，反而積極對外擴張。這些案例都說明，是否存在外部同盟，與美國和蘇聯(lián)的安全沒有太大關系。美蘇與其他國家建立軍事同盟，自身安全并非其主要考慮。

    結盟不僅帶給美蘇安全上的效用非常有限，而且還增加了美蘇額外承擔的軍事義務和戰(zhàn)爭風險。例如冷戰(zhàn)時期美國一直擔心蘇聯(lián)進攻西歐的行為會將其拖入戰(zhàn)爭甚至核戰(zhàn)爭。美蘇之所以會自愿地為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甚至不惜冒被拖入核戰(zhàn)爭的風險，只有從利益交換的角度才能比較好地得到解釋。美蘇分別建立軍事同盟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想借此來換取盟友對其的依賴和支持。

    ２．冷戰(zhàn)后美國和中國（俄羅斯）的權力競爭

    蘇聯(lián)的解體為其他大國提供了參與權力競爭的機會。但同時，也使得美國在那時成為國際安全保障這個市場&rdquo；中唯一的供給者。美國要想在隨后的權力競爭中占據優(yōu)勢，其理性選擇一定是搶先擴大自己的產量，在其他競爭者涌現之前，籠絡盡可能多的安全消費者&rdquo；。事實上，美國在冷戰(zhàn)后的戰(zhàn)略選擇正是斯塔克伯格模型在國際政治領域的一個典型案例。蘇聯(lián)解體后，美國繼續(xù)保持其在亞太地區(qū)乃至全球壓倒性的軍事力量。１９９５年２月，美國國防部出臺《美國對東亞太平洋地區(qū)的安全戰(zhàn)略》，明確表示以大約１０萬人的標準維持在這一地區(qū)的軍事存在。對于其在亞太地區(qū)最重要的雙邊同盟&mdash；&mdash；&mdash；美日同盟，１９９６年４月美日首腦發(fā)表《日美安全保障聯(lián)合宣言》，隨后又于１９９７年２月完成新修訂的《美日防衛(wèi)合作指針》，全面加強美日軍事同盟關系。在歐洲，北約理事會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決定實施東擴計劃。１９９９年３月，波蘭等３國正式加入北約。２００４年３月，保加利亞等７國成為北約正式成員。２００９年４月，阿爾巴尼亞和克羅地亞又加入北約，北約成員國至此增至２８個。不僅如此，美國還不斷努力推進導彈防御計劃。為了堅持這些計劃和戰(zhàn)略，美國甚至不惜付出加深中俄等國疑懼這樣的政治成本。美國是冷戰(zhàn)后唯一的超級大國，加強軍事同盟、發(fā)展導彈防御計劃等行為對美國本國安全的邊際效用微乎其微。單從美國自身決策的角度看，美國冷戰(zhàn)后的這些行為是不理性的。但如果放在互動的框架中，我們就會發(fā)現，這正是美國搶先擠占安全市場&rdquo；的份額，抑制中俄競爭的最優(yōu)選擇。

    對于目前的中國（和俄羅斯）而言，其相對實力固然尚未達到當年蘇聯(lián)那樣的等級，而更為關鍵的是，由于美國搶先擴大安全供給的產量&rdquo；，使得可供中國結盟并愿意接受中國安全保障的國家已經變得非常有限。２０１０年，隨著美國重返亞洲&rdquo；，即使中國立即調整政策，東南亞許多國家短期內也很難舍棄美國而轉而接受中國的安全保障。２０１０年８月，美國與越南舉行聯(lián)合軍事演習，這無疑是擠壓中國潛在盟友的一個具體表現。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短時期內很難采取有效的行動與美國競爭影響力。

    至此，我們實際上已經對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出的問題做出了解答。冷戰(zhàn)后，美國之所以會不斷加強同盟關系，擴大盟友數量，既不是因為擔心中國和俄羅斯會主動威脅和侵犯其安全，也不是為了在未來對中國和俄羅斯發(fā)動預防性的霸權戰(zhàn)爭，而是為了在自己的買家&rdquo；（盟友）那里樹立良好的信譽度，讓他們安心于接受自己的安全保障（從而繼續(xù)追隨自己），同時也為了搶奪中俄兩國安全供給的潛在買家&rdquo；，從而確保自己擁有絕對多數的國際支持。而中俄兩國之所以面對美國的步步緊逼而在長時期內保持克制，是因為他們沒有充足的市場資源&rdquo；可供利用，短期內無力改變國際安全供給的市場結構&rdquo；。

    （三）戰(zhàn)爭頻發(fā)時代霸權國和崛起國的博弈

    在明確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霸權國和崛起國權力競爭的機制之后，富有批判意識的讀者很可能會提出另一個問題：如果霸權國提前加大對外安全保障投入的戰(zhàn)略能夠有效地抑制崛起國的競爭，那為什么二戰(zhàn)以前的霸權國（如英國）卻并沒有明顯采用這種戰(zhàn)略呢？這個細心的問題有助于我們更加完整地

    把握更長歷史時段中霸權國和崛起國互動的邏輯。不過，這個問題的答案倒很簡單：英國之所以沒怎么用這種戰(zhàn)略，是因為這種戰(zhàn)略生效有一個重要前提，那就是大國無戰(zhàn)爭，而這個前提在二戰(zhàn)以前是不存在的。

    在戰(zhàn)爭頻發(fā)時代，崛起國要想與霸權國競爭國際影響力，顯然有兩種戰(zhàn)略可供選擇：武力擴張（Ａ）；以及通過利益交換以提升影響力（Ｂ）。崛起國究竟選擇哪種戰(zhàn)略，霸權國無法事先確定。在這種情況下，霸權國有兩種可選擇的應對戰(zhàn)略：武力遏制（Ｃ）；通過利益交換與崛起國競爭影響力（Ｄ）。根據國際政治的一般常識易得：對于崛起國，不同戰(zhàn)略組合的效用排序為ＡＤ＞ＢＤ＞ＡＣ＞ＢＣ；對于霸權國，效用排序為ＤＢ＞ＣＢ＞ＣＡ＞ＤＡ。戰(zhàn)爭頻發(fā)時代霸權國與崛起國的博弈可如圖１所示。

    該博弈的納什均衡為矩陣左上角的戰(zhàn)略組合（武力擴張，武力遏制）。也就是說，在戰(zhàn)爭頻發(fā)時代，面對崛起國可能的挑戰(zhàn)，武力遏制是霸權國的理性選擇。由于崛起國武力擴張可能性的存在，霸權國難以放心且有效地實施利益交換戰(zhàn)略。

    通過與戰(zhàn)爭頻發(fā)時代霸權國與崛起國權力博弈的對比，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大國無戰(zhàn)爭對于大國戰(zhàn)略互動的深刻影響。大國無戰(zhàn)爭，在客觀上消除了崛起國戰(zhàn)略選擇的不確定性。即由于崛起國不可能發(fā)動針對霸權國的軍事擴張，因此霸權國只需考慮應對崛起國利益交換&rdquo；這一種戰(zhàn)略（即圖１中的Ｂ戰(zhàn)略）。由于大國間不再有戰(zhàn)爭，才將霸權國與崛起國的互動由你死我活的戰(zhàn)爭殺伐導入類似企業(yè)競爭的溫和模式中來，才使得類似寡頭市場的博弈邏輯開始在霸權國和崛起國之間運轉。

    此外，這個博弈還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么在戰(zhàn)爭頻發(fā)時代經常出現制衡滯后和制衡不足的情況。當霸權國與崛起國的戰(zhàn)略組合落在該博弈矩陣的右下角時，霸權國的收益最大。這會對霸權國構成不小的誘惑，使其希望崛起國選擇利益交換而不是武力擴張。在這種情況下，愿望思維（ｗｉｓｈｆｕ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會很容易產生。同時，崛起國在崛起過程中，會采取各種手段和策略，隱藏自己真正的戰(zhàn)略意圖，盡力使霸權國相信自己不會選擇武力擴張，或者威脅對其實施懲罰。這會進一步誘使霸權國傾向于選擇圖１中的Ｄ而非Ｃ。歷史上，無論是拿破侖法國擴張時期的英國，還是希特勒德國擴張時期的英美蘇等大國，無不是直到崛起國的武力擴張已經直接侵犯到自己的領土時，才下定決心實施武力遏制。

    （四）小結暨對潛在質疑的反駁

    筆者從解釋冷戰(zhàn)后美國和中國戰(zhàn)略互動的經驗困惑入手，借鑒經濟學有關寡頭市場競爭的模型，構建了一個霸權國與崛起國權力競爭的動態(tài)理論。該理論揭示了自戰(zhàn)爭頻發(fā)時代至今不同情況下霸權國和崛起國權力競爭的內在機制。在戰(zhàn)爭頻發(fā)時代，由于崛起國戰(zhàn)略的不確定性，因此利益交換戰(zhàn)略并不是霸權國競爭國際影響力的首選戰(zhàn)略，體系戰(zhàn)爭或者霸權戰(zhàn)爭才是權力轉移的主要途徑。而到了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利益交換則成為大國獲取影響力的核心路徑。如果同時出現兩個超級大國，那么兩國都將積極為其盟國提供安全保障。其結果是兩國的國際影響力會處于大致相當的水平。而如果只有一個霸權國，該霸權國的首選戰(zhàn)略則會是，搶在崛起國行動之前加大為其他國家提供安全保障的力度。受成本和風險的約束，崛起國在這種情況下往往難以在短期內參與同霸權國的競爭，霸權國因而得享長時間的權力優(yōu)勢。

    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國家相對實力的作用機制。如本文所論，冷戰(zhàn)時蘇聯(lián)和冷戰(zhàn)后中國的戰(zhàn)略選擇之所以不同，源于兩國與美國實力差距的不同。蘇聯(lián)與美國處于同一實力等級，所以能夠與美國同時展開權力競爭。冷戰(zhàn)后中國的實力與美國不在同一等級，因而使美國得以發(fā)揮先動優(yōu)勢。如此看來，筆者的理論同樣是建立在相對實力的基礎之上。那么，這是否與本文一開始對相對實力角度既有解釋的批判自相矛盾了呢？既然相對實力差距是蘇聯(lián)和中國行為差異的根本原因，那么筆者的理論與以華爾茲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理論又有何區(qū)別呢？是否會像某些可能的批評所說，只不過是把新現實主義的那套邏輯重復&rdquo；了一遍而已呢？

    當然不是。區(qū)別在于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邏輯機制不同�；\統(tǒng)說來，相對實力有兩種用途，自助和他助。分別對應著兩種不同的作用機制，武力脅迫和利益交換。新現實主義強調前者，而筆者強調后者。在新現實主義學者看來，冷戰(zhàn)后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其行為的根本動因是自身安全，為此大國才會積極擴張權力。除此之外，大國要想獲利，必需依靠武力的脅迫和掠奪。而筆者的理論則強調后者。在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國家實力依然至關重要，只不過大國主要不是再依靠它來脅迫他國，而是用其來為他國提供好處。在筆者看來，自二戰(zhàn)結束以來，體系內的一流大國都不再擔心自身的生存安全，冷戰(zhàn)時期美蘇兩極格局的形成是美蘇兩國以利益交換的方式競爭國際影響力的自然結果，而冷戰(zhàn)后美國積極改變現狀而中俄保持克制，也同樣是在利益交換的邏輯下雙方博弈的必然選擇。新現實主義理論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解釋戰(zhàn)爭頻發(fā)時代大國的行為，而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展示的那樣，如果堅持用新現實主義的視角來解釋冷戰(zhàn)后美國和中國雙方的戰(zhàn)略選擇，就勢必會陷入同一邏輯無法同時解釋雙方行為的窘境。只有從利益交換的視角，才能將原本看似不理性的行為納入到理性解釋的框架中來。

    相對實力對行為體行為的影響當然是普遍的和深刻的。試問在微觀經濟世界中，企業(yè)間的競爭難道不也是受到彼此相對實力的深刻影響嗎？經濟學家經常從企業(yè)的相對實力出發(fā)來分析企業(yè)的行為，可是試問：有誰會因此而指責經濟學家剽竊了&mdash；&mdash；或者至少重復了&mdash；&mdash；新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思想？！雖然邏輯起點都是相對實力，但在國際政治和微觀經濟這兩個系統(tǒng)中，相對實力對行為體的作用機制卻迥然不同。而本文則揭示了，在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相對實力對霸權國和崛起國行為的影響機制，更接近于其在微觀經濟世界中的機制，而與（以新現實主義學者為代表的）國際關系學者所熟悉的戰(zhàn)爭頻發(fā)時代的實力作用機制大相徑庭。揭示了這一點，正是本文在解釋當代一流大國的行為邏輯方面超越新現實主義的貢獻所在。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同樣都是為了解釋物體的運動，而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同樣都是以物體的質量作為解釋的起點！但沒有人會認為愛因斯坦的理論抄襲和重復了牛頓的工作，因為相對論與萬有引力定律的內在因果機制是不同的。

    中國崛起所面臨的新崛起困境&rdquo；：代結論

    有學者將崛起國在崛起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總結為崛起困境&rdquo；，即認為崛起國隨著自身實力的迅速增長，會遭遇來自體系的越來越大的安全壓力。這種判斷對于戰(zhàn)爭頻發(fā)時代的崛起國而言是大致準確的。除美國外，１６～１７世紀的英國、拿破侖時期法國、威廉二世的德國、希特勒時期的德國和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其崛起的過程最終都遭遇了戰(zhàn)爭。但隨著時代的變遷，自二戰(zhàn)結束以來，特別是自冷戰(zhàn)結束以來，安全壓力已不再是崛起國這樣的體系大國所面臨的首要壓力了。我們很難想象現在的中國和美國會爆發(fā)全面戰(zhàn)爭。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崛起一定是和平的&rdquo；崛起。他國大規(guī)模入侵中國的幾率固然微乎其微，而中國依靠武力擴張入侵別國而實現崛起的可能性也同樣不存在。受大國無戰(zhàn)爭這個時代所決定，中國除了和平&rdquo；崛起之外別無它途。

    中國崛起的主要壓力在于，在美國已經搶先壟斷國際影響力的情況下，中國如何才能贏得２１世紀這場全新的權力競賽，實現最終的崛起。正如本文所述，在大國無戰(zhàn)爭時代，大國贏得國際影響力的最主要途徑是為其他國家提供安全保障。但在崛起國擁有足夠能力為他國提供安全保障之前，在位的霸權國會搶先去做這件事，會搶先把盡可能多的國家籠絡為自己安全保障的接受國。這樣，由于缺乏足夠的客戶&rdquo；，崛起國即使已經擁有了與霸權國相當的實力，也很難擁有與之相當的影響力，因而也就無法真正取代霸權國而成為新的霸權國&mdash；&mdash；這才是當前中國崛起的真正困難所在。現在擺在中國面前的問題，不是如何預防和避免體系戰(zhàn)爭，而是如何以一個后入者的身份，與美國競爭國際安全這個消費市場&rdquo；的市場份額&rdquo；，籠絡更多的安全消費者&rdquo；。

    與此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在經濟世界中，一個企業(yè)如果選擇不參與某個市場的競爭，那么它的收益固然為０，可它的成本也為０。但在國際政治世界中，一個一流大國如果不參與國際安全這個消費市場&rdquo；的競爭，不積極為其他國家提供安全保障，那么它的凈收益非但不會為正，甚至還可能為負。這是因為國際政治世界中廣泛存在著安全困境&rdquo；效應。如果一個大國物質實力迅速增強，同時又不為他國提供好處并釋放善意信號，那么很難避免其他國家&mdash；&mdash；&mdash；尤其是鄰國&mdash；&mdash；&mdash；對它的猜疑和恐懼。對于當前的中國而言，如果不參與同霸權國的競爭，不為他國提供安全保障，那么中國的實力增長速度越快，其他國家特別是周邊小國對中國的疑慮和恐懼程度就會越深，這些國家反過來對美國的安全依賴就會越大，這樣，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就會愈加萎縮。

    上述兩方面的情況意味著，對于中國而言，為其他國家提供安全保障，自己的影響力短時期內也很難超越美國，并且中國還要為此承擔不菲的成本和風險；可如果不為其他國家提供安全保障，那么自己原本就不多的影響力會變得更少。這是中國乃至當前時代任何想崛起的大國所面臨的新的崛起困境。如何化解這種新崛起困境，是亟待國際關系理論家和戰(zhàn)略學家研究的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