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 心學大師王陽明在其一生哲學探索與為官實踐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為官以德、明德親民、“覺民行道”等官民思想。究其淵源，在于陽明“致良知”的心學理念，他的“致良知”是一種主觀“心”的本體論。其官民觀也是在他“人人可以致良知”的認識上形成的，對于當世的中國與政府有著珍貴的價值與指導意義。

　　論文關(guān)鍵詞 官民觀 王陽明 “致良知” 心學

　　王守仁，號陽明，明代杰出的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精通儒、釋、道三家并自創(chuàng)陽明心學，是陸王心學的集大成者，主要思想是“致良知”，認為“心外無物”，“心即是理”，有《傳習錄》、《大學問》等著作傳世。王陽明是我國古代公認的“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全能大儒，除了確立并傳播心學思想之外，行軍平叛屢立奇功，并歷任刑部主事、龍場驛丞、廬陵知縣、巡撫閩贛、南京兵部尚書等官職及職務(wù)。他立足“致良知”的心學思想，結(jié)合自身的為官為政實踐，提出了自己的官民觀。

　　一、 王陽明的官民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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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得其正者即道心”是王陽明對于官吏為官要求的最高概括，“人心”生于形氣，與物欲相連；“道心”生于性命，與良知相連。陽明對于理想官吏的要求即是他們的“人心”守正而為“道心”，克制自己的“人心”，尋求為政的“道心”，也就是要恪守為官之德，以德率民，以德治民。
　　具體來說，陽明認為為官的首要準則是拒腐從廉。“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yǎng)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這是陽明對于當時腐敗官場的披露。腐敗源于功利，功利則是放棄“德以率民”的政治操守，而是以己之私來為官為政，這樣就會產(chǎn)生一種腐敗的因循，直至官民不容，王朝滅亡。因此陽明倡導廉潔，認為為政清廉是為官的根本。此外，在陽明看來，為官者道，在于以勤能恪盡職守。恪盡為官之責，很大程度上就是勤于民，愛于民。“身可益民寧論屈，志存經(jīng)國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砒，千尺狂瀾豈易摧”這是陽明以勤政之德益于民思想的集中反映，在他看來，為官者只有長存勤政之德，才能上報社稷，下以益民。
　�。ǘ┟鞯�、親民
　　“明德”、“親民”出自《大學》篇首：“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關(guān)于“親民”、“明德”，陽明曾在對學生徐愛的解答中加以論述：“‘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xié)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
　　在王陽明看來，“明德”意在不斷提升個人德性，與此同時也要倡明仁德之道，要求為官者教化百姓，明德于民，明德于人心。“親民”就是民與民之間親親相待，為官者更要以仁待民，將自己的仁心推廣去關(guān)愛廣大的民眾。“親民”是治天下的根基，也是為官為政的要義與追求。由此可以看出，陽明認為“明德”與“親民”是相互聯(lián)系的，為官者明德于己，明德于民，民與民之間明德而以德相待，是以達到“安百姓”的目的，“安百姓”即是“親民”，而“親民”又反過來強化“明德”，使“明德”進一步深入人心。兩者的統(tǒng)一正所謂“明明德必在于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明德、親民，一也。”
　�。ㄈ┯X民行道
　　“覺民行道”的概念是當代著名學者余英時相對于“得君行道”概念提出的。所謂“得君行道”，簡單來說就是官通過得到擁有絕對權(quán)力的君主的支持，來行儒學治世之道。而“覺民行道”則是指通過布道于民，喚醒民智，來實現(xiàn)國家之治。王陽明以“龍場悟道”作為轉(zhuǎn)折點，拋棄了“得君行道”的幻想，不再抱希望于君主，而是篤信官吏“惟以開導人心為本”（王陽明），才能真正把“道”推行于天下。“覺民行道”是王陽明官民思想的重大特色，是與傳統(tǒng)權(quán)威行道觀的一次背離，為官吏“行道”找到了新的出路。
　　王陽明“覺民行道”的對象除了傳統(tǒng)文人外，更重要的是平民大眾。他認為“果能于此處調(diào)停得心體無累，雖終口做買賣，不害其為圣為賢”平民百姓都是可以教化的，只要他們的內(nèi)心得到啟化，一樣可以成為圣賢。因此，為了“覺民行道”，他對官吏的要求是“做一個愚夫愚婦”（王陽明），去體察下層民眾，去啟發(fā)他們的良知，通過他們來最終實現(xiàn)“行道于天下”的目標。

　　二、 官民觀的思想淵源：致良知

　�。ㄒ唬�“心”的本體論與致良知
　　陽明曾有過這樣的著名論斷：“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王陽明）意思是說人未來看花時，因為心中無花，所以花也就不存在；人來看花時，因為心中有花，花的顏色才顯現(xiàn)出來，花才是存在的。這一論斷集中反映了王陽明心學的本體論，他認為人心是萬物的本體，“心即理也”、“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心外無事”。而“良知”則是心之本體。他說：“夫圣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己。”“學以求盡其心”則是“致良知”的過程。“良知”是天理，“良知”是德善，“致良知”就是要通過“發(fā)明本心”，讓“本心”達通于天理、德善，也就是把“本心”升華為“良知”。
　　王陽明提出“致良知”思想，其目的既包括實現(xiàn)傳統(tǒng)儒家個人的“內(nèi)圣”理想，也是要通過“內(nèi)圣”來達到“外王”的目的，實現(xiàn)儒家的治世理想。在這一思想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官民觀，則必然在路徑上有著“心”的特色。陽明所倡導的為政以德、明德、親民、覺民行道，都是強調(diào)對于內(nèi)心德善的開發(fā)，以達到一個官廉而民心正的治世之態(tài)。陽明希望無論官、民，都應該從自己的內(nèi)心出發(fā)，去“致良知”，官吏要幫助百姓“致良知”，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致良知”最終達到“至善”，成為“圣人”。

　　（二）致良知與格物致知、“認識你自己”
　　致良知是王陽明關(guān)于“理”與“知”關(guān)系的探討。在此之前，宋代朱熹倡導的“格物致知”與古希臘蘇格拉底基于“美德即知識”提出的“認識你自己”，都是關(guān)于這對關(guān)系的探討。通過與這兩者的對比，旨在說明致良知的主觀性特征。關(guān)于“格物致知”，朱熹的解釋是：“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意思就是親近世物、習得天理來達到“知”。“格物致知”與“致良知”的區(qū)別在于：前者主張人應該以外在客觀存在的“天理”為行為規(guī)范，通過“格物”來認識天理、遵循天理；后者主張人應該通過自身的內(nèi)修、自心的發(fā)明達到良知。關(guān)于“認識你自己”，蘇格拉底認為，德行的依據(jù)在于知識，一個具有美德的人一定是一個“認識自己”的人。他所說的美德與理學家所說的“理”在根本上是大致符合的，即是“理念”、是“善”。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認識你自己”實際上是一種“理性本體論”，以理智為本。而王陽明的“致良知”是一種“情感本體論”，以內(nèi)心情感為本�？偟膩碚f，朱熹與蘇格拉底所篤信的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理”與“善”，通過學習來習得這些道理與規(guī)范，屬于客觀唯心范疇；王陽明主張的是一種存在于每個人內(nèi)心的“良知”，通過發(fā)明本心來達到良知，屬于主觀唯心范疇。
　　從“致良知”的主觀性特征，我們更能夠理解陽明的官民觀，他主張官德，是因為他認為官吏只有恪守職德，才能說明他們從本心上的正心，才能為民之表。他主張明德、親民，也是看中了人本心中“德”與“仁”的決定作用。他主張“覺民行道”，更是因為清楚只有喚醒民心中的“良知”才能真正實現(xiàn)儒家的治世理想。
　�。ㄈ┲铝贾c“三代之世”的政治理想
　　“堯、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 在王陽明看來，理想的可恢復的政治形態(tài)是像“三代”之時的那樣，官民相信、官民相親。這些都是致良知的結(jié)果�，F(xiàn)在的世界如果想要恢復到“三代之世”，也可以通過致良知來實現(xiàn)。
　　在陽明看來，“三代之世”之下，官與民的關(guān)系相去不遠，官與民并沒有根本的對立與差別。無論是官還是民，在本心上都是一致的，都可以通過“致良知”來成為圣人，共同創(chuàng)造治世。現(xiàn)在的世界雖然已經(jīng)離“三代之世”很遠了，官民關(guān)系也比那時變得面目全非，但是通過“致良知”是可以恢復“三代之世”的。因此，為官者應該秉之廉德以率民，應該明德、親民，應該用“覺民行道”的方式幫助百姓發(fā)明本心。王陽明的這些官民思想都是為了讓官與民“致良知”，而最終的目的是實現(xiàn)“三代之世”的政治形態(tài)。這才是陽明官民政治觀的理想。

　　三、 陽明官民觀的今世價值

　　王陽明的官民觀雖然仍是要實現(xiàn)儒家的治世理想，但是其實現(xiàn)路徑與儒家綱常禮教的傳統(tǒng)已經(jīng)是極大的背離，這也是后來王學遭禁的原因之一。他主張官民皆可以通過“致良知”成為圣人，尤其認為百姓也可以通過發(fā)明本心“致良知”，這就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封建統(tǒng)治的思想基礎(chǔ)，于當時的歷史條件是難以被統(tǒng)治者接受的。不過，五百年后的今天，王陽明官民思想正切時宜，與這個時代緊緊契合。因此，我認為陽明的官民思想在當世具有珍貴的指導價值，當下政府要想成功轉(zhuǎn)型必須理解并汲取陽明的官民觀及其“致良知”的思想。
　　隨著我國現(xiàn)代化的不斷推進，信息時代已經(jīng)悄然來臨，在這個前所未有的信息爆炸的時代，民眾接受信息的渠道與數(shù)量早已不可能任由政府控制，民眾接受信息后的反應量與產(chǎn)生的個體思想更是遠遠超出了政府直接控制的極限。“愚黔首”的時代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政府必須認識到，現(xiàn)在是一個開放化的時代，是一個人民的個體性不斷解放的時代。中國傳統(tǒng)的官與民之間的差位將在這樣的開放與解放中不斷縮小，中國政府不再是也無力再是大包大攬的政府，中國的官民關(guān)系將在政府現(xiàn)代化與社會現(xiàn)代化的浪潮中走向規(guī)范。而順應這一潮流，政府有必要從陽明官民觀中汲取智慧，為官者，當修德于己、明德于民，當親民，當為社會傳播正道；政府者，當為民服務(wù)，為社會服務(wù)。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提出“中國夢”，這一想法與陽明“致良知”的思路可謂不謀而合。我們的國家有國家的夢，我們的家庭有家庭的夢，我們個人有自己的夢。夢的實現(xiàn)正是“致良知”的過程，為官者、為民者，都要“致良知”，從內(nèi)心出發(fā)去投入到圓夢的實踐。王陽明的官民觀與“致良知”必將在這個時代得到最有力的運用與檢驗，中國政府也終會在陽明思想的指引下探索出本世紀民族復興的堅實道路。